国企改革牵动人心，人们期待顶层设计，期待路线图。全国政协委员、国资委原副主任黄淑和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，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正在研究讨论国企改革方案，研究以后要报送给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。
“现在中央、国务院正在研究，有的差不多了，还有的一些正在研究当中，大家还有争论。”黄淑和说，因为还没有批下来，所以“谁也不好多说什么”，但“都在紧锣密鼓地研究，抓得很紧”。
“央企领导人欢迎改革，但改革过程需要科学化，需要顶层设计。”在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国电集团原总经理朱永芃看来，国企自身有改革的动力，现在国家层面还没有出时间表，改革过程中也确实曾有迟滞，但必须坚定地往前走，“不要老在争议”。
国企改革，方案设计要跟上
对2015年国企改革有何具体期待？
全国政协常委、经济学家厉以宁对本报记者竖起三根手指：第一，政府搞混合所有制的试点方案，可以公布出来让大家讨论。第二，在探索混合所有制的过程中，研究怎样把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。第三，高管激励制度可以探索。
在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(海南)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看来，2015年，国企改革将有重大突破。他有两个建议：第一，要突破利益固化，不能够就国企谈国企，要跳出国企看国企，“一定要在转型改革的大背景下看国企改革”。第二，国企改革必须坚定，不能一放了之，要总体设计，分步推进。
公开信息显示，国企改革整体方案由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总揽，具体方案由国资委、财政部、发改委和人社部四个部门分工负责。其中，国资委负责国企的功能定位与分类改革，发改委负责制定混合所有制改革办法，财政部负责资本经营预算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，人社部则主要负责薪酬改革方案发布后的细则制定。有说法称，具体方案两会之后有望公布。
“如果方案设计跟不上，改革就深入不进去，可能改到一半就改不下去了。”黄淑和表示。
在他看来，国有企业改革不是单一的改革，是综合性、配套性改革，既要搞活国有企业机制，又要从制度上进行监督。比如重大决策机制、重大风险防范机制、重大激励约束机制等，这背后涉及政企分开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。
“比如，董事会是按照公司法设计的，那经理层怎么配置呢？管人的权力是放还是不放？要市场化运转，还是有一些行政化管理？这是矛盾的。”黄淑和表示，西方国家不存在这些问题，在公司里，有多大股权就法定地拥有多大权力。公司法规定，企业的股东有三项权利：第一是选拔经营管理层，也就是用人权；第二是重大决策权，因为资本是股东投资的，那就应该由股东说了算；第三是收益权。三项权力都是公司法赋予的。在国企中，如果改革没有跟上，好多权力企业并不拥有，因此国企改革不是一两个国有企业就能改的。
“如果政企都不分，企业怎么成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呢？好多事都得这个批、那个批。”黄淑和说，现在改革最重要的步骤，就是要明确企业的经营自主权，不管是政府还是投资人，都不能干预。股东的权利，也就是筹资人的权利，必须保证到位。政府不能为单一所有制企业专门出台政策，“政府要平等面对各种所有制企业，各种所有制企业才能够平等竞争”。
发挥创新活力先要甩掉包袱
有人认为，国企创新动力不强，活力不够。黄淑和不同意这个观点。
在他看来，现在为国家“长脸”的重大项目，都是国有大型企业研制的，比如神舟号、蛟龙号、特高压、高铁等，这表明国企创新的能力。国资委成立时，国有资产不到8万亿元，现在达35万亿元，那时国企上缴的税收3000多亿元，现在达两万亿元，利润原来不到3000亿元，现在已有1.2万多亿元。“这些实打实的数字，说明了成就”。
“成绩要充分肯定，问题要正视。”黄淑和说，目前国企最大的问题是体制不够活，但单一企业无法解决；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，转型升级的步伐迈得不够快；历史包袱还很重，背着100斤包袱的企业，跟没有1斤包袱的企业相比，是不一样的。“如果这些问题都能解决，国有企业同样会充满活力”。
朱永芃表示，国企很看重政策的稳定性、科学性。因为国企改革中，很大一部分涉及结构调整，比如装备制造业的提升，电力结构的调整、优化，节能环保等，任务很重。这需要国家从产业、经济、财务政策方面，给一个稳定的、长期的环境，由此调动企业内生的积极性。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移动董事长奚国华则表示，中国移动在2012年就成立了改革领导小组，每年都有十几项改革课题在推进。他建议，在国企改革过程中，国家应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，国企内部要加大改革力度，摒弃“大锅饭式的、干好干坏一个样”的模式。“改革不仅是改治理结构，还包括机制和体制问题，国企作为共和国的脊梁和长子，这个问题一定要考虑好”。
“国资的定位要定好。”黄淑和认为，未来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全部放开，政府负责监管到位，筹资人的监管职责要履行到位。各方按照法定的权限来行使职权，企业才不会失控，又能充满活力。
（本文章摘自3月15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